我今年97岁，加入中国共产党已有74年。回顾过往，我一生信奉的信念源自19岁时的坚定想法：我的生命应当奉献给人民。

在抗战歌曲和前线故事的熏陶下，我对正义的追求从小就根植于心。中学毕业后，我遵从父母意愿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攻读医学预科。彼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冲破阻碍，参与街头游行，并组建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，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支持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北上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进入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学习政治理论，并为战士和群众进行演出。那是一个充满自由空气，汇聚了青年热血与理想的全新天地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功底，我很快成为团队的核心成员。面对许多未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附点音符和切分音上的困难，我耐心细致地进行纠正。大家因此称赞我“挺明白”，并让我负责打拍子，我的指挥生涯就这样应革命工作的需要，悄然开启。

文工团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教育了我，让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这为我一生坚守“艺术为民”的追求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老林中，我听到乡亲们发自内心的朴素歌声，那般真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无比真切地体会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惠及大众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没有人具体教导我应拥有怎样的人生观，是革命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理应服务于人民。这句话已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随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与交响乐指挥。在苏联留学的三年里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研读总谱，几乎跑遍了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旁听排练，观看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中国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一路的成长都归功于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我的专业特长回馈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得以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笨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都会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个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种讲座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因此被称为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这样做，只是想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件看似微小的事情，我一直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致力于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投入大量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仅止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是关键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却不这么认为。我毕生的追求，就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当努力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，使其更加健康、充满活力和创造力。

这些年来，许多人称呼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认为我90多岁高龄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对我而言，这不过是认定该做的事情，然后尽全力去完成罢了。

我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，曾三次罹患癌症。当人们问我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说，害怕能解决问题吗？病来了就治疗，如果它是命中注定、无法躲避的，那就抓紧时间完成该做的事，减少人生遗憾。我非常庆幸，自己挺过来了。

不久前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授课指挥。周围的人总问我是否疲惫。一天的7个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70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更有价值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。指挥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出色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和时间赛跑，希望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19岁参加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中有音乐，就永远充满活力。我这一生未曾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该做的事情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。

我这个97岁的老党员，别无他愿，唯有十分珍惜每一个能够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，还能思考，我就会继续努力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