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,就是期盼国家昌盛,人民安宁,而我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。我最显著的特点是喜欢探究事物的根本原因,常问“为什么”。
儿时,面对五彩斑斓的花朵,我总是不解为何它们会呈现出如此多样的色彩,这个问题曾让我深思。阅读、提问、思考,这些都是至关重要的过程,对任何事情都应追根究底,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,在他离世时,我的父亲年仅10岁。祖母悉心抚养了父亲和叔叔,之后又承担起抚养几位孙辈的重任。我于1924年出生,家住当时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。我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,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(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),随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(现上海市向明中学),并在震旦大学医学院(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)深造。毕业后,我进入广慈医院(现瑞金医院)工作。
我的家庭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,合起来便是“仁义礼智信”,而我作为老二,名字是振义。祖父慷慨地将大量财产捐献给“万国董事会”,用于支持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,并且还资助了上海医疗队前往支援武昌起义,执行战场救护任务。我的父母也乐于助人,他们认为过度的奢侈是一种浪费。一旦我们有浪费的行为,他们便会质问:“你们有没有想到那些无家可归、身处困境的人们?”
父亲毕生的心愿就是培养好家中的八个孩子,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,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几位兄弟都选择了理工科领域。例如,我的五弟王振信,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,为上海地铁的设计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小时候,每周的餐桌旁,父亲都会检查我们八个孩子的学业进展,审阅成绩单,对表现优异者予以表扬,对成绩不佳者则会施以惩戒。我是家中唯一从未被打过手板的孩子。
我自小便对科学抱有浓厚兴趣。中学时期,我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业中,同时也喜欢阅读一些课外书籍。
我的家、学校和医院,都集中在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。我的法语学习始于小学阶段。后来,日本侵略者到来,要求学校教授日语,但我们学校坚持抵制,拒绝学习。那时,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,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对中国人民的暴行,内心充满了愤怒。
父亲为人严谨且少言,对子女管教严格,生活朴素,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战乱频仍,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苦难。那时的我,可以说是相当悲观。离开法租界,通过日军的检查站,必须经过搜身检查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的教员,他们大多也是天主教徒。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,来到当时贫困的中国从事教育事业,这在我看来是极其了不起的。我与六位中学同学志趣相投,经常聚会,学习英语演讲,分享读书心得和新知识,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,能够帮助他人,并怀抱着成为一个好人、无私奉献的理想。这六位同学对我而言意义非凡。他们的重要性有多大呢?我的微信名“Seven John(七个约翰)”便是最好的证明!虽然他们已相继离世,但他们依然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……
我与祖母感情深厚。她因伤寒离世时,我还年幼,悲痛万分,不理解为何连名医也无法治愈奶奶的疾病,于是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孩子从事医学。我学习的是法语,因此选择法语背景的震旦大学就读更为便利。进入医学院后,我并未立即确定将要专攻哪个科室。后来,我主动选择了内科,自认为动手能力稍弱,但思考能力尚可。
医学院的课程十分繁重,但我受到老师们的喜爱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级里仅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,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,病理学老师特意带我到病理科学习阅片,他本人也是一名医生,主动加班,单独指导我。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我20岁时,与同学谢竞雄相恋。巧合的是,她家和我家都住在高安路。我以女孩子独自回家不安全为由,每天陪她上下学,并且一直陪伴着她。这份感情持续了我的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,我一直称呼她为“谢医生”,她则一直称呼我为“王医生”。
新中国成立前,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令人极度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,我为此四处奔走。振礼是我们兄弟中最聪颖的,他仅仅因为喜欢摄影,拍摄了一些学生运动的场景。我的大哥振仁,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,我和我的全家,都是通过大哥初步认识了共产党。
新中国成立后,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成为了里弄干部,我记得她曾手持喇叭,向居民们传达安全提示。
那时,革命刚刚胜利,万象更新,社会上人与人之间互助友爱。我记得1957年,曾有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访问中国,其中有人说道:“天主教所追求的,如今你们中国已经实现了!”确实如此,上海从一片混乱中焕然一新,社会治安得到极大改善,达到了“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”的程度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,竭尽全力攻克疑难杂症,同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,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,后来又担任了上海市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。
当然,我个人和国家一样,也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,我逐渐认清了自己。我曾一度以为,我这一生可能再也无法回到医生岗位,那时我感到生命毫无意义。然而,我别无选择,我只会做医生,只想救治病人。事实上,即使让我一直在农村做一名赤脚医生,我也在所不惜。
我大致估算了一下,一生中我主要做了四件事。
第一件事,在新中国成立初期,我前往浙江嘉兴,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,为了解放舟山群岛,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,进行游泳和驾舟演练,却不料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,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被派去为战士们诊治。幸运的是,治疗效果显著,我因此荣立三等功。
第二件事,我参加了抗美援朝,前往东北中朝边境,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医疗救治。当时,我遇到一种“怪病”:一大群战士出现咳血、头痛等症状,被诊断为肺结核伴有结核性脑膜炎,但用药治疗效果不佳。我仔细询问病情,许多战士提到他们经常在河汊、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,战事紧张,顾不上将食物彻底煮熟便匆忙吞食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记载,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,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——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,病情得到了有效控制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高兴,授予我二等功。
第三件事,我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疾病极为凶险,容易引发大出血,90%的患者在两周内死亡,是全球血液科医生最为棘手的白血病亚型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,看到年轻患者在绝望中离世,我深感痛苦。我长期致力于研究这种疾病,查阅最新的医学文献,四处寻找药物和治疗方法,经历了多次失败,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疗效。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,她见到一位病情危重的小患者,便向我求助,询问我是否能用我研究的药物挽救这个孩子。我告知她,我已进行过研究,动物实验效果良好,且毒副作用较小。在与患儿家长沟通后,我们使用了该药物,孩子得以康复。更重要的是,这种药物价格不高,服用方便,只需口服即可,能够将“癌细胞”转化为“正常细胞”,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在此基础上,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,形成了治疗此类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,这一方案已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荣誉——凯特林奖,获奖评语称我是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来引用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需要强调的是,这并非我一人的功劳,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没有申请专利,一方面是为了让全球的病人都能够负担得起,另一方面是希望病患能尽快用上这种救命药物。当时一盒药不到10元,总共花费不到100元即可治愈此病。
第四件事,是“开卷考试”,我担任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80岁时,我已不再处于临床一线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,对我进行一次“考试”。由年轻医生拟定考题,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,反复斟酌,每周四到科室参与讨论。在两天时间内,我能从近1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,并从中选取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,与大家分享。这一“考试”已持续了20多年。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方面非常繁忙,我替他们泛读文献资料,精选后提供给他们,以便应用于临床,相当于充当了一根老“拐杖”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了三册。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大益处:第一,能够帮助解决病人的问题,至少能取得一定进展;第二,能够指导年轻医生如何查找文献并分析问题;第三,能够不断学习和吸收最新信息,保持大脑的活力,防止老化。因此,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种极大的乐趣。
我非常感谢改革开放,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,才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。
我拥有众多优秀的弟子,其中有三位已成为院士。然而,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,而是国家和社会共同培养的结果。陈竺本身就非常优秀,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;陈赛娟位列第二;陈国强则担任了海南医科大学校长,积极投身于改革。是时代赋予了他们发展的机遇。
我们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巅峰时期,之后可能会面临下滑。因此,在事业的顶峰之时,就应该适时退居二线,将机会让给更优秀的下一代。如此一来,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将持续向上延伸,而非向下坠落,这更有利于整个事业的发展。当年,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,因为我相信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。
我在上海生活了百余年,但一直没有自己的住房,目前居住的房屋是瑞金医院为我租的,日后需要归还。
今年我已102岁高龄,仿佛上天将我遗忘,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的医生。2024年,我荣获了至高无上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唉,我最思念的人是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,那是2010年的事。她未能亲眼见证,却与我一同承受了许多艰辛。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,这是不准确的,何来“神”之说?况且,“上海方案”也是集体的功劳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仅是白血病中的一种类型,还有许多其他仍是不治之症,这让我倍感焦急!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人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……